郭施亮：中央对国企改革感到忧虑 确实困难重重

　　其实，国企改革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多年来，我国在国企改革上却未能获得显著的成绩，由此也给当下我国的国企改革进程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时至今日，中央的一系列举动也显示出其对当下我国的国企改革进程感到了忧虑。

　　长期以来，不少国企依靠政策优势、资金优势以及资源等多方面优势实现了规模式的扩张。但其大幅扩张的背后，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支撑。

　　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480636.4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中央企业293790.3亿元，同比增长3.1%；地方国有企业186846.1亿元，同比增长5.5%。此外，2014年全年，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4765.4亿元，同比增长3.4%。

　　对比2013年的数据，其中，我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达到464749.2亿元，同比增长10.1%；累计实现利润24050.5亿元，同比增长5.9%。

　　由此可见，2014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和利润总额出现了同比增幅放缓的态势。

　　不可否认，在国企规模式发展的背后，其潜在的漏洞也开始逐步暴露。

　　其中，在国企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部分利益输送的问题。

　　前几年，属于国企与地方合作的高峰期，期间部分国企与地方形成长期项目对接的合作关系。至此，一方面满足了地方的政绩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国企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创造。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或多或少会存在利益输送的现象，而一些神秘失踪的资金最终也难以寻回。

　　此外，长期以来，我国国企高管一直存在薪酬过高的现象。与此同时，其隐藏的财富增收数量也是无法估量的。

　　根据数据统计，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是国家最低工资水平的98倍，远超世界平均值的5倍。而中国行业工资差达到3000%，远超70%的世界平均值。另据2013年国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数据显示，拥有百万薪酬的国企高管不在少数。其中，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以869.7万元位居国企高管薪酬榜单中的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现象外，多数国企长期处于执行效率低下的状态，而期间因人为因素导致的企业亏损现象，却基本由国家进行兜底，但相关的责任人却鲜有被问责的处理惩罚。

　　显然，在当下我国经济大转型的敏感期内，国企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可以这样认为，国企改革的成败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运。

　　近年来，我国逐步意识到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并力推多项举措以打破国企长期发展的乱象。其中，就前期重大会议传递出的信号来看，未来或将着重强调几方面的举措。

　　其中，将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减少政府行政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同时，亦将合理引导民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更多的领域，由此打破政府“唱独角戏”的局面。此外，还或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国企薪酬改革，强化反腐败斗争，以此减缓以往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进而提升社会的公平性。

　　需要肯定的是，近两年，我国在国企改革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中，在2014年，我国在推进国企改革方面也作出了多方面的尝试。

　　以备受社会关注的中石化混改事件为例，今年2月19日，中国石化公司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启动中国石化销售业务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的议案》。时隔7个月，中国石化的混改也最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此举为我国的国企改革带来了新的突破。

　　然而，纵观近年来我国推进的国企改革进程，在实际操作中，其实际成效却并不显著。

　　显然，无论是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对国企薪酬改革等方面，在真正落实之际，却存在着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担忧，同时也存在着民资参与的忧虑，由此给改革带来了难题。确实，在当下“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阶段，确实是困难重重。

　　对此，笔者认为，在国企改革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一方面会触及到利益者的切身利益，由此会给改革带来诸多的阻力；另一方面则是在政策落地之际，却容易遭到“变相操作”，从而降低了改革的真正力度。

　　例如，以简政放权为例，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国家已下放了诸多的行政审批权，但是到了部分地方，却存在“变相”的操作，最终放权也演变为“卸包袱”的结果。

　　又如国企薪酬改革为例，即使国家已逐步限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但实际上，国企高管的福利并不局限于薪酬，反而更多的福利集中在股权、补贴等方面。因此，面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实则未必动得了高管们的奶酪。

　　笔者认为，国企改革的成败已然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显然，如果我国再一次错失本轮国企改革的黄金期，未来将会对我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因此，在当下国企改革加快推进的进程中，只有敢于冲破利益红线，完善国企改革的相关政策，并给予实时性的监督，方能打破当下国企改革的瓶颈。否则，国企改革也难以获得预期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