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再融资资格与分红“脱钩”

　　从这里谈到的中外历史演变看，“官利”和其背后的逻辑已经相当过时了。迫使中国上市公司硬性分红，而且把能否增发股票再融资也跟最近几年是否分红挂钩，这不仅违背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也迫使上市公司劳民伤财：既然要花高成本再融资，何必把手头的利润分出去呢？表面看这好像对中小股东有好处，保护了他们，其实不然，一方面这让他们马上就要交红利税，另一方面也牺牲他们作为公司股东的利益，让他们的股权价值受到的稀释超过了红利带来的表面好处！除了给政府交税之外，这对投资者和公司都没有好处。

　　我当然不是说上市公司永远不需要分红，而是主张把是否分红、分红多少以及是否增发股票再融资、增发多少等等这些决策，留给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去做，留给市场去做，而不是由监管部门一刀切地硬性规定。发展机会多的公司即使盈利极丰厚，也未必要分红，不分红也应该可以再融资，而发展机会少的公司即使利润不多，也应该大量分红，而且不能再增发股票融资，但这些都必须留给公司去决定。

　　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严重，信息披露不足，即使披露出来的信息也存在失真，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也很严重，而股民的风险定价、增长前景定价等等能力又非常有限。所以，从股票发行到上市后的运作和交易、到并购重组，各个环节都把证监会忙得焦头烂额。特别是，自2007年股市达到高位到现在，上证指数下跌了三分之二，许多个股跌得更多，于是，许多投资者抱怨股价大跌而公司又不分红或分红很少，股市投资的两个回报渠道都没有收益！因此，分红的呼声很高，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许多监管规则不合理、公司治理不到位、政府对上市公司干预和保护太多、投资者得到的司法保护欠缺等等所带来的股市结构性问题，不是靠强迫上市公司多分红就能解决的。退一步讲，即使迫使上市公司把所有资产都卖完并分光给股东们，那也改变不了中国股市的本性。解决中国股市问题的办法，不是靠一个更加扭曲的政策去缓和其它扭曲性政策带来的后果，因为那只会加剧其“劣币驱赶良币”的能力。

　　最后，以一个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我们许多金融观念还需要重新思考和梳理，否则还会有不少弯路要走。几年前，在一家大型投资公司做高管的朋友说：“我们的资金是发债而来的，每年的利息成本3%，所以，我们要求每项股权投资至少每年派息3%。”

　　我说：“这就怪了，如果你们非常看好一家公司的前景，难道不分红、让公司留下资金发展不是更好吗？”

　　“不行呀。那样，我们3%的利息成本靠什么支付？”

　　“至少有两个办法：一是用你们还没有投出去的钱支付；如果钱都投完了，那也可以卖掉部分投资，用变现所得来支付利息成本。这两个办法和用股权投资分红得来的钱支付利息，难道有区别吗？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跟它是如何得来的没有关系呀！”

　　“拿分红所得去付息，跟拿本金或卖掉投资去付息，有本质上的不同！”

　　受过专业训练的金融高管也对红利收入有如此认识，股民们非理性地热衷红利就不足为奇了。分红所得、本金、股价升值所得都是钱，难道它们之间有本质区别吗？当然，投资者可以非理性、偏爱短期收益，但监管政策没必要去迎合非理性偏好，更没必要去奖励这种偏好，因为激励非理性的结果只会加剧股市已经有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