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一力：亚投行博弈背后需要考验的中国平衡术

　　对于亚投行，相信有些人一开始可能会有个小小的误解，就是亚投行是由中国发起设立的，主导权就顺理成章应该在咱自己的手里，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也管不了。

　　但事实可不是这么简单。

　　创始国申请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制度框架的搭建和运营了，这一步才是对中国主导亚投行的重大考验。你想想，50多个国家，如何分这块大蛋糕的问题才刚刚摆上台面，如何合理调配这50多个国家在亚投行中的各自利益？也只有这样，中国未来才有机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金融游戏规则，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能力去主导这个亚投行？

　　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从2013年我国对外提出成立亚投行的想法，到2014年10月24日首批21个亚洲国家在筹建备忘录上签字，到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引发的西方阵营全面倒戈中国，再到3月31日截止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而今已达到56个国家。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或顺理成章的，而是我国在背后付出的艰辛努力、了解各国所想所需、然后精心布局，辅以高明的智慧换来的重大成果，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中国正是深入了解了各国的所需，才力拒美国的阻扰，吸引了“小伙伴们”的争相加入，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中国究竟是如何深入了解各国需求的？

　　仔细看看中国的外事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不久便于2013年3月22日展开了为期9天对俄罗斯和非洲三国的国事访问，同时还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仅随后1年的时间里就累计出访了14个国家，横跨五个大洲，这几年还陆续参与和主导了G20峰会、上合峰会，APEC峰会、亚洲博鳌论坛等诸多重要国际性会议。而李克强总理同样忙碌于国内外不得停歇，就任总理以后于2013年5月19日开始对欧亚四国也展开了为期9天的访问，仅上任11个月时接见外宾就达到了106人次之多。

　　这几年领导人令人瞠舌的出国访问频率背后是中央高层为“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和亚投行创立所做的重要政治铺垫，同时也由此增加了对“小伙伴们”的深入了解和彼此间的信任，所以亚投行的诞生并不是一个偶然。当然啦，仅下这点功夫还不够，要想一呼百应，全面打造一条切实可行的“亚洲投融资链条”，我们还真得满足大家的需求、拿出实际的好处来，同时还要平衡亚投行的自身切实需求所在。

　　怎么满足呢？

　　我们陆续来看，截至3月31日停止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包括中国在内一共有46个国家有资格进入亚投行创始国的行列，在这46个国家中，亚洲30个，欧洲12个，大洋洲2个，南美洲1个，非洲1个。其中，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13个国家、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以及中亚三国是最早提出要加入亚投行的亚洲国家，而这批成员国是亚投行成立的重要基石，因为无论是4700亿美元投资计划的印尼、有着500多亿资金需求的巴基斯坦、还是渴望上千亿美元资金打造“钻石四边形”高铁网的印度，都对亚投行有着切实的需求，而我们中国对此也早已心知肚明，因此在与这些亚洲国家的商讨中双方基本都是一拍即合，中国非常顺利地将一共21个亚洲“小伙伴”纳入亚投行。

　　有了亚洲众多国家的热捧，亚投行也渐渐有了人气，这是第一步。加上我国给出的诱人条件，那些远在海洋彼岸的国家开始坐不住了。

　　在非亚洲的国家中，新西兰是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其实早在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新西兰总理会谈时双方就基本将此事落实了，那么新西兰一个大洋洲国家为何要急着加入亚投行呢？据新西兰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2013年791.1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中，新西兰对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了将近150亿美元，中国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双方贸易往来关系密切，而且新西兰也早已充分意识到全球经济重心加速向亚洲转移的势头，对于这一点的重要佐证就是：新西兰当年也是第一个就中国加入WTO同中国结束双边谈判、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

　　至于欧洲国家中，卢森堡是真正最早加入的欧洲国家，卢森堡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领土面积不大的内陆小国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同时也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信托中心，而它抢先加入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争夺亚投行的欧洲办事处。而此前中国与英国双方领导人展开了多次交流，也让英国切实地看到了中国的诚意和亚投行能够给英国带来的切实利益，因此英国毅然决然在美国巨大的压力下依然选择加入亚投行，因此也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瑞士、挪威、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其中英国、法国，甚至德国，都在争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同时英国的加入也正是打开了亚投行“国际化”的大门。

　　与此同时，在亚投行长期而稳定的基建收益“愿景”的激励下，包括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中东的“土豪们”也来了，他们带来的也正是亚投行所需要的巨大资金支持。而在申请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澳大利亚也都赶上了“末班车”，在这期间，我国其实也早已向其摆明了亚投行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对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巨大需求，据统计，资源类商品占到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将近60%的份额，但这两年由于中国对上游原材料产品的减少，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原材料需求地。

　　俄罗斯在最后时刻加入，更多的是对本国在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中对资金的巨大需求，而这一点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似乎只有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能够给予最及时的帮助了。

　　显然，正是由于我国在之前几年的时间里深入了解了这些国家的具体需求、再充分衡量亚投行的需求，然后有针对性地通过亚投行给予各国丰富的想象空间，才有了亚投行的今天。

　　而紧接下来难就难在：中国如何在把控亚投行话语权的前提下平衡创始国之间的需求，让亚投行切实有效地运作起来。

　　在大家最为关注的我国对于亚投行话语权的把控方面，官方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会以 GDP 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在70%-80%，亚洲以外国家占20%-30%，其实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基本已成定局。

　　解决了话语权的纷争问题之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还面临着一层巨大考验：亚投行自身的定位是一家多边商业银行，也就是说亚投行一定要能够实现投资回报，毕竟中东那些土豪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来这里看热闹的。但亚投行侧重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都周期长、融资难度大，而且受地缘政治影响很大，但是一旦能够开始盈利，其回报便会非常稳定。

　　所以，如何平衡建设需求与盈利需求，这的确是个考验。

　　据统计，未来10年的时间里，整个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总需求高达10万亿美元，这对亚投行的创始国们来说绝对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因为如此巨大的建设需求之下催生的同样是巨大的原材料和工程建设需求：不仅包括水泥、钢铁、沥青等大宗商品，还包括施工机械和建筑员工以及所带来的生活需求，这对目前产能过剩的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诱人的买卖，但同时要考虑到的是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非洲等国家同样是资源大国，如何合理地分配各国之间的资源优势，平衡个中利害关系同样重要。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盈利周期长，所以对贷款国的要求比较高的要求，社会、经济稳定是一个大前提，这其中牵扯到了太多的利益平衡问题，因此除了亚投行自身完善的制度、严格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需要一定的军事保障。简单说，就是中国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任何一个基础设施开工建设之初就让大家看到这个项目所具备的盈利能力，因为盈利能力的展现也是保证亚投行进行持续资本和过剩产能输出的根本所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的综合国力似乎并不支持如此高要求的现实需要，必须要通过多边合作来完成这个伟大的愿景，使这46个创始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不容易啊，看看如今的世界经济格局。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平台包括亚投行在内一共有14个，亚投行是其中能让各国看到最直接利益的机构，因此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据统计，在世界格局内存在的国际机构中，有10%已经走向消亡，将近40%已影响力渐逝，而在剩下50%多的国际机构中大部分是由当前最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美国在把控，尽管再走下坡路，但依然在控制。所以中国要想通过亚投行这个国际机构最大程度地完成自身的过剩产能输出，都必须以自身的足够强大为基石，然后以亚投行为金融轴心，全面推行“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

　　亚洲之地，大国林立，小国众多，任何区域性组织都难免被轻易地打上政治的烙印，如何让一个由我国主导的多边性组织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是对中国智慧的又一巨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