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博：揭秘经济危机 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全球化时代，所谓经济危机，就是让失衡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是对错误经济政策的被动纠正。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这就是人为的，对重要资源价格的操控。比如历史上的石油危机。这种危机，是为了适应新的资源价格而出现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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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风暴，其实就是对此前美国1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的纠正。这个增长期里，美国通过金融创新(比如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和降低按揭标准，让大量中低收入居民购买了房子，由此带动了经济的持续繁荣。

　　从1990年到2007年，美国“两房”直接持有和担保的按揭贷款和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从7400亿美元增长到4.9万亿美元。

　　从1992年到2007年，美国经济基本上维持了良好态势，而这个期间也正是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模式的黄金时代，两大经济体互为依托，相互借力。虽然中间有亚洲金融风暴、网络股泡沫破裂，但整体上波动不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历了痛苦的去杠杆过程，重整了金融体系。关键是，美国率先完成了新一轮工业革命：以页岩油、页岩气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以3D打印、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革命。所以，美国率先走出危机，满血复活。

　　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台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货币被制造出来，然后奔赴高利率、高回报的新兴经济市场。危机后，中国也出台了“4万亿”(其实远远不止)刺激政策，经济增长彻底切换到“城镇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美国的钱，中国的需求，引爆了全球大宗商品的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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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成功，给美国带来了新转机：燃气实现了从进口到出口的巨大转变，气价只有中国的八分之一；原油自给率不断提高，未来可能不需要进口。一大批龙头企业崛起，通过技术进步获得了丰厚利润，比如苹果、谷歌等。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失业率迅速下降，经济开始回升，核心通胀率也开始上升。于是，量化宽松时代自然而然结束了，低利率时代也接近了尾声。

　　当美国开始进入加息周期的时候，美元资产价格开始上升，经济危机之后被美联储释放出来的热钱开始从新兴经济体回流(这些钱如果不回流，此前的利润就会被吃掉，因为美元越来越贵，而新兴市场将进入大幅波动期，他们需要返回美国，归还贷款，兑现利润)，相当一部分被收回了美联储“潘多拉的盒子”。于是，一系列新的连锁反应产生了。

　　首先是全球性的通缩(钱被美联储收走了一部分)显现，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下跌。当然，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除了美元越来越强势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技术革命带来增长方式变革，人类对大宗商品的消耗呈现下降趋势，可替代的产品在涌现(比如页岩油之于石油)；二是中国房地产出现拐点，需求下降。这时候，如果人民币再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对大宗商品的价格压力就更大。因为贬值后，进口价格上升，国产替代率会上升，进口量会降低。

　　近期国际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主要是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风暴中颤抖的那些资源国家、中小经济体，只能被动接受风浪。或者用自己的“猝死”，加大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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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制造业+出口”的增长模式，从1980年维持到金融风暴之前。在这个时期，市场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标志是民企崛起，一批“缺少权力的城市”(比如级别低的东莞、佛山、温州、泉州)地位迅速上升，压倒了很多省会城市。

　　从2002年前后开始，“城镇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就开始崛起。在增长模式切换中，地方政府感受到了新模式的“无限魅力”。“房地产+城镇化”来钱太容易了，对GDP的推动作用远非“制造业+出口”可比。而被计划经济抑制了几十年的城镇化需求，欠账多、需求大，加上“制造业+出口”长达20年的铺垫和积累，所以一旦启动，势如破竹。当然，货币超发带来的“购房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城镇化提速的这10多年，政府和国企成为投资主体，有形之手开始强势。为了让这个模式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汇率、利率政策无不向房地产倾斜，制造业的竞争力在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中不断下滑。国进民退，有“权力的城市”全面崛起，早期的明星地级市普遍衰微，外资流入逐步停滞。

　　当我们把城镇化未来10年的蛋糕都提前吃完之后，发现这个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2014年，房地产的拐点如期而至，除了20来个中心城市，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房屋供应都已经严重过剩。

　　所以，中国面临一个新的关口：必须更新增长模式，寻找新的增长点。新的模式是什么：只能是大众创业、万众创业，从房地产回归实体经济。前提是，让政府有形之手撤回去，办法是改革。包括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反腐败，以及推动“直接融资”替代“间接融资”的IPO注册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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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俯瞰了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现状和趋势后，危机的原因、解决办法和未来趋势，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美国经济持续向好，为全球提供了一个稳定器。日本和欧洲经济在经历了漫长的调整之后，也有企稳迹象，至少不会坏到哪里去。有了这些因素为基础，全球经济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最坏的情况，是发生局部的金融危机，类似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A股可能还会下跌，但有证金公司监护，问题不太大。人民币未来一年还有大约10%的贬值空间，但不会失控。只要汇率不失控，楼市也不会失控。但使用了杠杆的投资者，风险仍然是非常大的。

　　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即便下降到5%，仍然是相当快的增长速度，因为体量实在是太大。所以，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不是增速跌破7%或者6%，而是拒绝让增速适当下滑。那意味着中国仍然要依赖货币政策的刺激。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M2增长一直偏快，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在QE。而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显然是改革，是切换经济增长方式。

　　只要真正推进改革，中国经济就不会有大的风险。而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真正的法治社会。也就是总书记说的，把权力装入制度的笼子。

　　换句话说，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国就可以迎来新的黄金20年。反之，则只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重演日本“失去的20年”。未来人民币、中国楼市和股市的牛熊，都将由此决定。